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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起许知远的《中国纪事》刚看了一两篇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多地方可以评论。但是，当我看完以后，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不是说这本书差到了不值得评论或者是好得让人心服口服。而是因为作者写作的姿态和冷静的思考，已经将这本书放置在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上了。当然，书中随处可见的错字，和一些繁复缠绕却并不通顺的长句除外。
许知远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首先承认了这本书是“不算成功的尝试”，也承认自己的文章不能改变现实，更认识到自己无力为笔下所反映的种种不公和畸形的社会现象开出有效的治疗处方，他甚至承认自己的文章中错字太多。
在人们狂热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时候，许知远刻意和官方主流的宣传拉开距离，竭力想从被主流舆论所忽视的视角，来分析喧嚣现象背后所蕴含的让人不舒服的现实，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却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在一个浮躁、功利的年代，没有人需要先知或者精神导师。这种低姿态切入的写作方式，避免了将文章变成他本人所厌恶的响亮却没有实质内容的宣传说教，以及非黑即白的过于感性的批判。他认识到中国的复杂性、多样性，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中国。他认识到个人对中国这个庞大国度影响的微弱，敏锐地感受到了个人最终不可避免被时代所牵引、吞没的悲剧。
不过，许知远似乎总在重复着一种叙事模式。从一个现象或人物开始，浮光掠影式的观察、定式的分析，然后是个人的思考，在分析中夹杂着个人的价值判断，得出的结论也总是指向中国几百年来积贫积弱所导致的人们的心态失衡，在救亡中割裂传统却没有形成新的价值观、文化体系所带来的价值的崩溃和道德的缺失。文章的结尾没有任何可行的建议。这样的分析方法和叙述模式，我们可以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和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经常见到。
许知远努力以一种镇静、淡定的口吻想来叙事，却又掩饰不住迅速将事件纳入自己常用的分析视域的急迫，在分析中又总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自己的焦灼和思想的困境。他常用的词语总是“不安”“焦虑”。他并没有进入到中国社会深层，也缺少一些历史的纵深感。大量欧化的句子，作为佐证所引用的言论和观点也总是出自西方学者那里的。
这些来自西方观点的解析虽然发现了问题，但是却难免隔靴搔痒。人类社会血战前行的历史、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在人们的心中深埋下了末世情结和乱世情结，几乎每一代人都在感叹世风日下和社会的庸俗。万花筒式的世事流转，每个思想家面对的总是一个看不懂的时代，他们只能通过对前人或者是外来思想的修修补补以提供精神慰藉。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更是以令人目眩的加速度高速前行，田园牧歌早已远去。不仅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感受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和不适。只是在中国，由于古老深厚的传统和强大的外来思想的剧烈冲撞带来的痛苦和不适更加惨烈；社会每前进一步，人们付出的代价更沉重。传统与现实、肉体与精神在个体生命中的分裂更加铭心刻骨。这种分裂感在许知远本人身上也有体现，虽然他的思想和观点都受到西方的浸染，他却在文中经常怀念唐宋的风流飘逸。其实，个人试图左右时代与时代不以个人努力的变更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命运。但是，在许知远的笔下，这似乎却成了中国当代独有的社会现象。这样的分析多少有些吊诡和似是而非。当然，分析不够深入也许和专栏这种写作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除去许知远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关心之情，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纪事》看作是一个西方驻华记者的手笔。这是许知远的纪事，却不知是谁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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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身上都会发出带着大公司广告的光，云彩的形状也是各大公司的广告，鹦鹉不仅会说话而且还会帮小孩做算术，猩猩会用荷兰语和法语骂人，人和猩猩通过基因技术的后代既有人的聪明同时还有猩猩的敏捷身手，人身上的细胞株不属于自己而属于研究机构，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切都出现在迈克尔·克莱顿的新小说《喀迈拉的世界》中。
克莱顿曾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出版过包括《侏罗纪公园》在内的多部关于高科技的小说。不过，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作科普小说来读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书中提到大量关于基因科学的名词，但是读者并不会从中得到太多获取前沿知识的乐趣，反而只会对现代科学发展可能导致的后果不寒而栗。
与中国科幻小说对未来科技充满憧憬和期待不同，在克莱顿的笔下，科技的发展导致人变成大公司的附属物，人类像一个初涉世事、到处胡乱冲撞却不明白后果的孩子，在并不充分了解一种新技术的全部利弊之前就开始盲目乐观，并急于投入实用，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喀迈拉的世界》中，基因技术的滥用产生了一个人与猩猩的后代戴夫，一种未经充分实验的新产品被用于戒毒导致了受治疗者的迅速衰老死亡。小说中因基因技术滥用和误用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让人触目惊心，并引起了物种问题、法律问题、宗教问题和伦理难题。
克莱顿并不反对科学研究，但是他对现在美国的科学研究体制充满了怀疑。在他的笔下，医生随意倒卖死者的器官，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病人的细胞做实验。资本家则忙于将自己的发现申请专利赚钱，而不是通过新发现来造福病人。当新的科学技术掌握在只顾自己名望的学术投机分子和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手中时，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如小说中的罗布博士和资本家杰克就是这样的代表。
克莱顿参与过多部电影和电视的制作，《喀迈拉的世界》更像是电影剧本，故事中人物众多，作者充分运用了蒙太奇手法，各人物的故事不断切换，由于刚开始时各条线索的联系并不紧密，因此就在读者心中形成了悬念，即这个人物出现对整个故事有何意义。但是看完了才发现作者只是要通过不同人的故事来揭示问题的不同侧面，这是一部结构并不严整的小说。因此，就连克莱顿个人网站也承认这是一部“非典型的小说”。
《喀迈拉的世界》也不同于《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小说主要是对未来的政治运行体制和人类命运做悲观的预判。而这本小书则集中描写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忧虑，目的是引起人们的警示。它和大多数美国的电影电视作品一样，对现有秩序充满了怀疑和不安，不断揭露政府和某些大机构的黑幕，但是最后又都在现有体制中解决问题。小说最后罗布博士、杰克等人都种瓜得瓜死于非命，弗兰克一家也不用因担心被作为实验用品而逃亡。问题似乎都解决了，但是，由于作者将问题描写得太过严重，不能不让人对未来人类如何使用现代科技产生忧虑。亨利的邻居就希望生产一个人和猩猩的混种供自己驱使。小说的英文题目“next”也表明了作者对随时会出现下一个类似案例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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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众的眼里，马戏表演充满了奇幻色彩，带给人欢笑和愉悦。但莎拉·格鲁恩的《大象的眼泪》，则让我们看到欢笑的背面：马戏艺人们生存的艰辛，动物演员被驯化和驱使的凄惨。为了成功再现美国大萧条时代的马戏团，莎拉·格鲁恩对20世纪30年代的马戏团情况做了专题研究，她笔下的马戏团既写实也同样奇幻。
把小说的英文名“Water For Elephants”翻译为《大象的眼泪》，其实并不准确。而“眼泪”也并不表示这部小说是一个悲剧，它叙述了一个爱情故事：主人公雅各因为父母车祸去世而一无所有，流落到马戏团做兽医，结识了错嫁潇洒却残暴的马戏总监奥古斯特的玛莲娜，并对她一见钟情，他以自己的善良和热心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同和帮助，最终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合，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和众多小说和电影中的旷世奇缘比起来，显得有些老套平常，但是当他们的爱情在马戏团这个背景下进行时，特别是和聪明而又善解人意的大象萝丝联系起来时，就具有了独特的魅力。雅各和玛莲娜都热爱动物，他们的爱伴随着萝丝的到来而萌发，因两人都无法忍受奥古斯特对萝丝的虐待而逐渐心心相印，萝丝趁乱杀死奥古斯特则成全了他们的爱情。
《大象的眼泪》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对马戏团日常生活的描写。《纽约时报》的评论说，“马戏演出揭露了人类至愚的一面，也展示人类至美的一面”。大萧条时代的马戏团不仅让雅各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千奇百怪的畸形人、排队乞讨的失业大军，更让他感受着人性的善良和残酷。雅各得到了很多艺人和勤杂工的热情帮助，但是也目睹了马戏团老板的残忍和唯利是图，他们随时开除人，在火车半夜过桥时把被视为累赘的人扔下去，动物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把死去的马立刻作为其他动物的食物。
对于被突然抛向社会的雅各来说，马戏团是他接受生存训练的第一堂课。在一个秩序松散的动荡年代，他跟随马戏团的漂泊经历更像是一段黑道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部成长小说。马戏团是雅各获得第一份工作的地方，最后也成了他老得路都走不动时的心灵归宿。
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雅各年轻时在马戏团的爱情故事是主线，他老年在养老院的生活是副线。看上去，马戏团的故事似乎是雅各在养老院的回忆，实际上当主人公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清，连自己的儿孙都不认识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思维清楚的复述自己的经历。采用双线叙事只是作者的写作策略，适当打断故事的节奏，这样故事的进展速度不至太快，让读者将心底的疑问到最后才揭开。同时，雅各年轻时在马戏团的紧张、刺激和老年在养老院的落寞、无聊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真情的可贵。
与斯坦贝克反映美国大萧条的《愤怒的葡萄》不同，《大象的眼泪》肯定不会成为禁书，倒有可能成为近年来继《追风筝的人》《巴别塔之犬》后的又一部让中国读者感动的外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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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一对夫妻或者情人同时从事写作的并不多，而像秘鲁文学大师略萨和他的首任妻子那样分别写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来反映两人感情生活的文坛事迹更少。日前，古吴轩出版社则以柏杨夫妇合著的名义出版了《男左女右》（2007年10月版），其中选编了柏杨25篇杂文和张香华22篇散文，似乎在这方面填补空缺。
柏杨在这本书中的文章主要是从男女的年龄差距、地位差异等多角度分析了爱情、婚姻和家庭。柏杨在经历了颠沛流离和牢狱之灾后，虽性情不改，不肯“通达人情”，却也在磨难中看透了世态炎凉，因此题材虽是温情话题，但由于作者先后经历五次婚姻，在这方面很有感触，写起来像批判文章一样敏锐锋利，直陈爱情、婚姻中的潜规则，他直言女比男大容易离婚、女人帮助男人出人头地反而容易被抛弃，打破了人们关于爱情的虚幻谎言和一般理念。当然，与他最广为人知的《丑陋的中国人》相比，《男左女右》虽有其一贯的嬉笑怒骂，却也多了几分冷静、幽默，不时让人莞尔一笑，其分析有时虽稍显刻薄，却又明示这是人性的弱点，并不能完全归责于某一个体，让读者在感受其冷峻的同时也体味了些微慈悲。
柏杨的文字忽而陈述、忽而辩难，不断通过实例对人们关于婚姻家庭的传统看法进行批驳，时不时还做一点翻案文章，认为宋弘之所以在皇帝面前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只是因为不知道公主看上他。其中间有闪现人生智慧的亮点出现：“感恩固可促进爱情，却不一定能稳定爱情”“要了解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这些都不断展现着一个学者的理性、敏锐和睿智。
与柏杨相比，作为诗人的张香华的文字则更多感性和体悟。她主要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抒发身世之痛、幽深之思，从亲人师友的经历、言行中感悟人生。从木棉花的开谢联系到人生的起伏，从小鸟啁啾想到个人经历，文字是随着感情在走，感情又从身边来，正应了诗人感时伤怀的特点。
柏杨是学者，更是斗士，文字超脱达观，而张香华的文字中细腻温婉，读起来略显缠绵。这两位经历了太多伤痛的“畸零人”，在这本书中分别显示了学者的秉性和诗人的情怀，其中都饱含着对情感的珍惜、对生活的热爱、对时间的珍视。柏杨有篇文章的标题就叫《人生可恋》，他文字的激情来自于对生活的激情；张香华则不断从生活细节中感悟，对生活细节的关注首先是对生活的热爱，虽然情绪有时消沉但是生活态度却是一直向上的。
柏杨与张香华在《男左女右》中文章主题、写法等差异，固然与两人的性别、阅历、学养的不同密不可分，但更与这本书的编辑体例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些文章并不是两人因应同一题目而作，而只是将两人不同时期的文章进行了选编，其中很多是从柏杨上世纪80年代的杂文集中遴选出的。这使得两人的文章缺少整体线索和前后呼应，不成系统，从而更像是杂文集，所谓“两人合著”只是出版商为了需要而制造的一个噱头。虽然以柏杨现在的高龄再来写作也有难度，不过在读者看来终不免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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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地厨子，老婆和从小就被自己欺负却又一夜暴发的同学跑了，儿子不听话，喝醉酒行为不慎被人勒索，这看起来已经让人烦心了。但是，对于刘震云新作《我叫刘跃进》中的主人公刘跃进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他的包在眼皮底下被贼给偷走了，包里除了有辛辛苦苦攒下的准备给儿子作学费的几千块钱，还有一张六万块钱的欠条。于是刘跃进开始满北京城找那个贼，贼没抓住，倒拣了一个包，但是这个包里的U盘却又关系着几条人命，刘跃进只得开始逃忘。
刘震云的小说一直擅长通过紧凑的情节快速变化来带动整个故事，《我叫刘跃进》故事进展也很快，围绕丢包、找包不断向前进，但是，刘跃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没头没脑地瞎撞找包，搅乱了别人的计划，惊动了黑白两道。刘跃进像是一粒被抛入水中的石子，事态的发展像水波一样层层扩大，水里的鱼龙虾蟹纷纷出动，事情的结果不仅出乎了刘跃进的意料，也慢慢超出了每个人的可控范围。
在《我叫刘跃进》中，各个人物在找人与被找、讨债与被讨债之间不断变化位置。而且，每次总是在眼看就要柳暗花明的时候，突然又来个山重水复。一干人等都忙着找人，却总是从近在眼前到失之交臂。小说中很多情节的巧合和差错似乎就是为了推动故事的发展而编造的，前后的依存关系并不密切，更像是一些喜剧片总常用的手法。这样的写法为整部小说增添了戏剧性，读起来非常轻松，让人感到这只是一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这样的事的。刘震云曾说：“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在刘震云看来，悲剧虽然容易让人震撼，却是不可信的。悲剧中总是蕴含着喜剧因素，而喜剧中常常带着含泪的笑。刘震云小说中喜剧性的增加可能与作者对悲剧喜剧两种文体的认识有关。
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等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总是冷静地展示平常生活的残酷，着力表现生存环境和社会体制对人的压抑，个人在重压下的卑微、无奈、麻木、对体制的迎合以及相互倾轧。但是从《手机》到《我叫刘跃进》，他一贯的冷峻、严肃和不动声色的嘲讽似乎淡化了，刘震云似乎开始只专注于故事性和戏剧性，通过情节的不断发展变化来推动叙事，小说中人与生存环境和体制的矛盾不再是重点，个人的困境更多的是由性格缺陷或者是偶然事件导致的。这也许是因为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和声誉的提高，作家与外在世界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当然，也可能是作者参与电影编剧的需要，《手机》是先出的电影然后再改变成小说的，《我叫刘跃进》则是小说和电影基本同步推出，而商业化时代的电影是必须要考虑票房的，要保证票房，作为编剧基础的小说肯定要向大众化、商业性、平民性的靠拢。
不过，生活在一个激变的时代，刘震云是不可能安心写喜剧的。在《刘跃进》中，围绕刘跃进找包的线索，不仅全景展示当下社会的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官商勾结问题、黑社会等问题，还表现了小人物的无奈和挣扎，在喜剧中包含着苦涩和悲哀。
刘震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刘跃进就是阿Q他外甥”。确实，从身份来讲，刘跃进和阿Q一样，都是流氓无产者，带有中国下层社会人特有的狡猾、势利、怯懦、无助和与同一阶层的相互倾轧。但是时代不同了，刘跃进不是阿Q，与阿Q连名字都没有不同，“跃进”是个响亮的名字，当然，这个名字在那一代人中又是一个很流行的，因此也只是一场狂热的政治运动中留下的一个符号。刘跃进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就是要赚钱过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只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厨子，诸事不顺。按照刘震云的话来说，刘跃进的生活“拧巴”了。他想要尽力把拧巴了的生活理顺，并且处处想要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他之所以拼命寻找欠条，因为欠条中的六万块钱是他当初同意和老婆离婚的补偿金，他不想做一个被人抢了老婆却一无所得的倒霉蛋，因此他找欠条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尊严和生存依据。但是，现实好像和他开了玩笑，儿子却在没有欠条的情况下就把钱给要回来了，刘跃进之前千辛万苦的努力显得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局实在有些黑色幽默，也说明了像刘跃进这样的小人物在这个大时代虽然营营碌碌，却力不从心和任由摆布。而且，小说一开始提到在五环路上一起与严格遭遇相同的车祸，最后刘跃进又陷入了寻找一张“悟空卡”的麻烦中，似乎想要说明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到处都暗藏着追逐和猎杀，而小人物则是在这些生存游戏中进退维谷。
刘震云在解释《我叫刘跃进》的情节时，说这是一个羊无意中闯入狼群并逼得狼自杀的故事。但实际上，刘跃进不像是羊，而且，羊永远都是都敌不过狼的。刘跃进发现了官商勾结的证据，虽然也很气愤，但是却没有举报，而是急匆匆要逃命。他只是在无意中起到了引蛇出洞的诱饵作用，由于他的搅和，打乱了房地产富商严格和政府高官的贾主任这些狼的计划，并导致了让狼恐惧的势力的介入。最终引得狼自相残杀，然后被公安全部捕获。但是狼并不是死于羊手中的，刘跃进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本身并没有能力左右形势的发展变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没有失效。
刘跃进寻包，见识了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带有寻宝小说和流浪汉小说色彩的故事。但是，由于小说中出场的人物很多，作者对每一个出场的人物的籍贯、主要经历都要不厌其烦地介绍一番，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并打乱了故事的速度和叙事惯性，使得《我叫刘跃进》不同于一般寻宝小说和流浪汉小说的单线索、直线式发展，看起来更像一个反映社会风貌的世情小说。刘跃进无意中闯进了一个与自己此前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似乎隐喻了现代人盲目而又可望不可即的追寻，以及平静如水的生活中其实暗流汹涌。
刘震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作家，他总是能很敏锐地从平庸无味的生活中找到可以触动人心的东西。但是，这种写作让读者读来睿智、轻松，但是却少了一些厚重。而且，由于小说人物过多，也带来了一些混乱和前后不一。比如说曹哥，在出场刚介绍的时候说他是大专毕业，曾在中学教书，而到最后则又说他曾在中专教书。而且，除刘跃进外，其他人物的描写都不太充分。小说最后安排最后这些人被警察一网打尽，多少显得有些仓促。同时由于头绪太多，作者不断地通过句与句之间地解释、重述、递进来理出逻辑关系和事情发展的脉络，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整部作品在语言上呈现出不断重复，有些饶舌。这也许是刘震云从严肃向大众转型时的不适应，也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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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获奖者
10月11日，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宣布，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让很多热衷于竞猜该奖项得主的人大跌眼镜。但是，惊讶之余大多数人又都认为莱辛配得上这个奖，今年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意大利作家埃科都对莱辛的获奖表示祝贺，认为她获奖是实至名归。
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称：“尽管莱辛在早期的写作生涯中具有一些令人仰慕的品质，但我认为她过去15年的作品不具可读性，是四流的科幻小说。”国内也有论者认为莱辛获奖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偏爱英语作家。而在此之前，还曾有一位该奖评委向莱辛透露“你永远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在成员中“有人讨厌你”。
但是，莱辛获奖肯定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突然之间大脑发热。其实，20世纪后期莱辛就屡次被提名，但是均未能折桂，以至于人们已经把她从可能获奖者的名单中删除了。在88岁高龄终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配角变成了主角，莱辛是年龄最大的获奖者，这次获奖也意味着她拿了欧洲文学大奖的大满贯，难怪老太太得意地说自己摸了一把“同花顺”。
难以界定的文学探索者
莱辛出生在伊朗，成长在南非，有两次失败的婚姻，参加过英国共产党，研究过神秘主义，丰富而又惨痛的个人经历赋予了她宽广的创作题材，从反映以南非为背景处女作《野草在唱歌》到掀起女性主义高潮的《金色笔记》，再到她晚期的科幻小说《南船座的老人星》，她的小说题材涉及政治、暴力、自由、宗教、种族歧视、女性地位、科学技术等领域。
莱辛曾说，“对我来说，文学艺术的最高标准是19世纪的小说，是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大师的杰作，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但是就是这位推崇现实主义的作家，她的创作却被评论家认为是结合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未来派、后现代主义等潮流的集合体。
她的创作从来都不满足于庸常的叙事，《野草在歌唱》采用倒叙方式，借用侦探小说的模式探寻黑人男仆杀死女主人的原因。《金色笔记》则是由5种不同颜色笔记构成，每种笔记记录女主人生活的一个层面，小说因此被分成了五部分，小说主人公创作的小说与笔记中记录的素材交织在一起，被评论家认为是采用了后现代风格的“超文本”“元小说”等技法，这也使得阅读《金色笔记》成了对智力的考验。她晚期的创作虽然回复到了初期的写实风格，但是仍然构思精巧。她的《又来了，爱情》有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十九世纪混血美女朱莉追求真爱而不得的遭遇与当代女作家萨拉的面对爱情的茫然形成对照。
莱辛的创作象万花筒一样眩目难辨，轻易对她的作品和成就作出结论难免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因此有评论家称她为“飞象”。虽然有些一生都在写一类故事、一种题材的作家同样成就斐然，但是莱辛凭借她的多元化的创作在文坛上的独树一帜。
反女性主义的女性作家
莱辛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她的获奖原因是 “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告中还特别提到介绍了《金色笔记》：“正在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视其为一部先驱性的著作，它属于屈指可数的数本书籍，这本书讲述了20世纪男女关系的观点。”
但是，莱辛本人却对女性主义不怎么感冒，她甚至说“60年代的女权运动，光在讨论和把她们自己结成团体上，就消耗了太多精力。我称之为‘看我的屁股’运动。”她对评论家和读者把《金色笔记》看作是宣扬女性主义的作品很不满意。
当然，不管莱辛怎么说，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女性问题始终是她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又来了，爱情》《暴力的儿女们》等都描写了女性的情感、成长、困惑和无奈，探讨两性关系，反思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她从对妇女生活的关注上升到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她的短篇小说《女人》《天台上的女人》写了男性对女性的骚扰，《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十九号房》《二奶》则写女性在和男人的交往中牺牲自我，最终心力衰竭乃至死亡，而小说中男性则大都缺乏责任感、随便而又不可理喻。《十九号房》中女主人公试图追求一处独处的房间无法实现而自杀，让人联想到女性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子》，
总的来看，莱辛的部分创作确实是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但是在《金色笔记》中又表现出追求男女相互合作的两性关系的愿望。至于她本人不愿承认是女性主义作家是可以理解的，写作是可以在无限空间内挥洒腾挪的精神创造，没有一个作家愿意承认自己只擅长写某个领域。
也许，我们把莱辛看作是一位人道主义作家更贴切，她的作品始终都在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和人的感情。例如《野草在歌唱》控诉了不单种族歧视的，同时也对部分贫穷的白人在非洲的苦苦挣扎表达了同情。她的科幻小说大都表现对技术主义的担心、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注。
诺贝尔文学奖是优秀奖还是终身成就奖？
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似乎有“老龄化”的趋势，萨拉马戈75岁获奖、君特·格拉斯71岁获奖、哈罗德·品特74岁获奖，而今年则选择祖母级的莱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标准按照诺贝尔的遗嘱应该授予“在文学方面曾创作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而众多早已过了创作巅峰的“化石级”作家的获奖，不禁让人怀疑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优秀奖还是终身成就奖。
其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也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诺贝尔遗嘱中“理想主义倾向”的多种可能性给评委们出了一个难题。为了减少争议，这个奖大都是授给那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主流的作家的。这就需要获奖者有一定的创作量，同时作品要经受一段时间的考验。像加缪那样40来岁就获奖的作家毕竟是少数。莱辛被告知不会获奖的时候，女性主义还很前卫并引得很多保守人士很不爽，她自然不可能获奖，但是21世纪女性主义早已不是什么争议话题，加之莱辛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不断有相当水准的作品面世，获奖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法国著名作家尤瑟纳尔曾说，一个作家如果活不过40岁，那就是个最大的悲剧。马尔克斯则说得更直接，要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但要写得好，还要命够长。莱辛的经历充分印证了他们的话，像卡尔维诺那样在即将获奖之前去世的大家实在是点背。
对于那些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还有念想的中国作家来说，莱辛的获奖也许是个有利的信号：只要活着，只要不断创作，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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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王尔德、泰戈尔、卡尔维诺等很多大作家都曾经创作或收集过童话。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近10年来也不断创作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的作品，2003年，大江在其68岁的时候推出的童话小说《两百年的孩子》，虽然主要人物是少年，但是作为面向青少年的作品，显得缺少了一些童趣，也许把它称作老人的童话更合适。
小说主要写的是因患先天性脑疾病而残疾的哥哥真木、妹妹明及弟弟朔通过时间装置穿越时空的冒险故事。三个处于1984年的孩子通过千年老柯树穿越时空，目睹了1864年幕府时代平民的悲惨生活，亲历了2064年的专制压抑，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对自己无力改变过去和未来感觉有些气馁和伤心，虽然最后在父亲的鼓励和教导下认识只有抓住现在去努力创造，才可能改变对人类不利的未来，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让人感到个体在时间的长河中的渺小和无奈。这明显不同于一般童话冒险故事中，小主人公通过冒险增长见识或者改正缺点，获得教益并成长的模式。
大江健三郎作品一贯现实针对性较强，《两百年的孩子》写的虽然是孩子的故事，但是同样表露了他对日本现实的关注和未来的担忧。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人是三千年开放一次的优昙花”，呼唤“自主而有合作精神的真正的新人”，则表现出深切的人道情怀。虽然有人说童话从来都不是写给孩子们的，但是没有引人发笑的情节，偶尔还穿插严肃的说教，这使得小说读起来不如一般的青少年读物有趣，深刻但是未必符合青少年的口味和理解力。小说中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可以看出存在主义对大江的影响。父亲的总结中引用的瓦莱里的那段话，大江健三郎曾在多个场合讲过。这说明大江近期的创作虽然放弃了自己之前风格和主题，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仍然在进行痛苦的探索。《两百年的孩子》是大江对自己多年的人生经验和对未来的体悟的记录，是老之将至时对过往的总结。
虽然这部小说用供青少年阅读的文体创作的，但是很多地方的设置还是很有深意的。三个孩子穿越时空装置不是现代的时间机器，而是千年老柯树，暗喻人类只有了解过去才能走向未来。三个孩子进行时空旅行的时间是1984年，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而小说中对2064年日本的专制和对人的严格控制和《1984》有相似之处。当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设想的结果在1984年并未出现。也许，未来的世界永远不会像乌托邦那样完美，但是也不像反乌托邦小说描写的那样绝望。正如《两百年的孩子》中所描述的那样，虽然“精神纯化运动”将日本青少年组织成了准军事组织，但是仍有人建立了“鼯根据地”与之对抗。未来虽然暗淡，但是却仍然存在希望，这也正与大江健三郎经常引用的鲁迅的关于希望和路的比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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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对德语文学的介绍和翻译都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中。德语文学虽然产生了歌德、海涅、卡夫卡、托马斯·曼、茨威格、布莱希特、君特·格拉斯等大师级人物，但是与德国哲学界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灿若星辰的巨匠相比，德语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似乎有些单薄。在大多数中国读者的眼中，德语文学似乎和德国哲学一样，严谨、思想性强但文学趣味不足。而且，现当代德语文学似乎一直发展平缓，在文学技巧和理论方面的创新也不多，不像法国文学和英美文学，不断创造出新的主义和流派。这使得德语文学没有引起那些忙于追逐、跟随西方文学新“主义”、新“流派”的文学译介者们的重视。
最近翻译出版的《红桃J》（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8月）让中国读者得以了解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德语文学的形势和进展。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红桃J》编选了24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题材广泛，从方方面面展现了当代德国社会，摹写着德国人的心理世界。
这些作品没有卡夫卡式的冷峻深刻，也没有茨威格式的激情，但是，他们的关注点始终都是处在现代社会重压中的人，关注着现代人的内心世界。《红桃J》《当爱情迸发时，五颗心在跳动》《别了，柏林！》《冷冷的蓝色》都描写了现代人的孤独，这些在城市黑夜中徘徊的流浪者，寂寞和他们如影随形，他们渴望沟通和爱情，却常常找不到正确的通道。
在当代，由于对速度和效率的过分强调，由于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庞大的机器，人已经被挤压和物化成了一个个螺丝钉和固定程序，整天忙于工作，却没有时间关照自己的内心，去享受内心的宁静。《短跑者》描写了乘坐“短跑者”特快专列，短跑式的谈话、短跑式的谈情说爱、随时都在通过手机来沟通商务的“手机型的人”，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却不能确定自己的下一站到了哪里，“但是人们还是不能肯定，这是什么地方——总是被创新的这座城市，连同与它一起产生的一代代新人，不久又消亡了”。《索尼中心》中巨大的现代建筑中每一处都被监视器摄像，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没有感情的监视器中的画面。《敞开式办公室》中，人们忙忙碌碌，却连总经理都不认识。
这些小说的主要人物也都是普通人或者是小人物。例如《火墙》中的亨利，他流落到一个马戏团，表演趴在汽车顶上穿火墙的惊险节目。他的要求很卑微——有一个女人一起生活，认识快餐店服务员马努埃拉给了他希望，却又在表演前的一次排演意外中丧生。马努埃拉去看表演，没有见到亨利，就把和亨利的交往当作一次一夜情遗忘了。《足球的感悟》中，一个在生活中焦头烂额的人观看一场球赛时见证了球场奇迹，似乎平添了对生活的信心。当然，也有描写对生活绝望的，《设计》《卡罗卢斯》《有诺伯特的消息吗？》分别写了三个人的自杀，这些自杀的人，在周围人的眼中却只是谈资和话题，没有人理解和探究他们的死因。
这些小说大都写得简洁含蓄，点到即止，少了很多德国式的哲学气，有些还充满了喜剧的气氛。《肥胖者出游记》写很多肥胖的人在佛罗伦萨开会，以戏谑的笔调写了肥胖这一现代社会问题。《在湖边》《幸福的瞬间》则是将夸张和狂想相结合，充满了童话的味道。
正如这本书序言所说：“相距遥远——或许却又近在咫尺……让我们通过小说中的主题认识彼此——您生活中的主题应该不会有太多不同。”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德国的有些社会现象和人的生存状态我们还没有感受到，有些则已经初显苗头。我们通过《红桃J》感受德语文学魅力的同时，也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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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婚姻则是组成家庭最主要和最基础的因素，因此，一个时代普遍的婚姻状况可以看作是这个社会的家庭稳定程度的晴雨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置身其中的现代人，其生活方式、两性观念、生活观、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离婚率也不断上升，颇有一点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说的“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重新安排”的景象，无数痴男怨女的情感历程为作家们提供了足够多值得描述的人物和故事。
柯云路通过博客与网友交流了解到很多较典型的婚恋故事，并被很多网友看作是婚姻咨询专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的职责就在于记录人生，他看到别人的痛苦是不可以无动于衷的，别人的痛苦甚至就是自己的痛苦，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我开始了对婚恋真相的探索”。因此，他把这些案例汇集改编，形成了自己的最新作品《婚姻诊所》。
不过，柯云路似乎无意将自己的新作写成《安娜·卡列尼娜》或者是《包法利夫人》那样的作品，去反映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在婚恋生活中隐秘的内心和在生存环境的压制下个人虽竭力抗争但终究无法挣脱的惨烈命运。他只是将自己了解到的事件地放入了小说中，也就是“记录”下来，然后一事一议地发表评论。
《婚姻诊所》的主线是主人公欧阳涛以“婚姻诊所”为题的网络讲座，将欧阳涛和网友、身边的人串连起来，了解婚姻中的各种问题，共同探讨，剖析原因，答疑解惑，进而阐释婚姻的实质，欧阳涛或者说是作者并力图总结出幸福婚恋的一些定律。小说中的论题几乎涉及了当代婚姻生活的各种形态，从选择对象的条件、相亲、恋爱到婚后夫妻之间在家庭中的位置、婚外情、一夜情、隔代恋……小说中穿插的欧阳涛与女主持人夏小艾的情感发展、田雨择夫等简单情节，而这些都不过是牵出另外一个话题的引子，主要内容还是作家关于婚恋理论的阐发。由于是一本重在阐释婚恋理论的书，其中的人物形象比较单薄，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总的来说，与其说《婚姻诊所》是一部小说，毋宁说是一本现代人婚恋的指导手册。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仅仅是转述别人的故事，没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无法深入刻画，所以聪明地改变了小说的关注重点。
由于当代人在婚恋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多而且复杂，因此这样一部作品在选材上无疑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一开始欧阳涛就提出了“婚姻是交换”这个理论，虽然说不上石破天惊，但是却足以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小说的叙事模式虽说比较简单，一般是欧阳涛在网络讲座上论述一个观点，接着周围有婚恋困惑的人来找他咨询，他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之前的理论来帮助周围的人走出困境，而周围人的困境似乎又是在印证他“爱情是理想，婚姻是现实”的观点。但由于作者情景的设置和话题的引入均比较合理，因此小说进展得还比较顺畅。
主人公欧阳涛是作者的代言人，也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在处理别人的婚恋问题时，似乎是一个可以透视别人心灵的巫师，可以在短时间内准确地把握问题的症结，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如果没有在面对自己和夏小艾感情时的犹豫和被动的情节安排，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婚恋专家。欧阳涛在个人情感方面的无奈，也许是为了说明“医者不自医”的道理，也许是要说明现实中并没有完美的婚姻，每个人面对婚姻的围城，都会有困惑和无助。
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每天疲于奔命、执著于追求高品质物质生活的同时，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反而无比脆弱和幼稚，他们早已无意也无力去观照自己嗷嗷待哺的心灵，只愿意埋头追求，只顾去向别人索取爱或者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爱，而不会花时间去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婚恋行为，所以当现实的问题和困惑发生时，就显得手足无措，茫然无助。因此，这本运用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支持的《婚姻诊所》，也许会比那些婚恋题材的文学名作更受当代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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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丰子是日本文学界的常青树，她的小说《白色巨塔》《华丽家族》等兼具故事性和思想性，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并成为收视热点，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她的最新被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女系家族》，也是一部体现其创作水准和风格的作品。
《女系家族》的故事紧紧围绕遗产继承而展开。某和服店老板去世，这个连续三代因招女婿入赘而使女性掌权的女系家族，三个女儿为争夺遗产使出了浑身解数。三个在外人眼中美丽高雅的女人，为了遗产分配而撕破了脸皮，以至于让老奸巨滑的大管家混水摸鱼，在糊弄众人的同时趁机侵吞大量的财产。在小说中，几乎每个出场的人物都居心叵测，想从遗产分配中捞得好处。只有老店主的情人浜田文乃，虽然是艺妓出身，生活拮据，但是却更重情义。
山崎丰子曾提出“小说无禁区”，她敢于揭露上层社会光鲜外衣下的伪装，把视点对准了日本传统文学较少涉及的金钱交易和商业活动，展示在商业活动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里人性的贪婪和扭曲，这表现了一个女性作家的勇气和眼光。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笔下的女人之间的战争更多是语言、心理和心计的较量与比拼。小说中几个主要的女性角色的性格各有不同。大女儿藤代虽然外表处处咄咄逼人，但实则心中却没有什么主意；二女儿千寿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心计很深，在强逼怀孕的浜田文乃当众作身体检查时，又展现了其凶狠的一面；小女儿雏子不时显出其未婚少女贪玩和可爱的一面，但是在财产分配上却是一点也不肯吃亏；而文乃虽然柔弱隐忍，但是在关键时刻却足够强硬和坚决。三个女儿为了多获得利益，丝毫不顾及亲情，分毫不让，但是一旦发现父亲的情人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立刻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与其说是女人之间的战争，倒不如说是人与金钱的战争，让读者看金钱如何腐蚀亲情，让人变得愚蠢和疯狂。
矢岛家的遗产风波，其中的争斗只有处心积虑地谋财，却没有要害命的事情发生，乍看稍显平淡，但是由于不断牵扯出新的矛盾，在几次家族会议上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环环相扣，因此虽然小说的题材小了一点，但是足以吸引读者读下去。
传统的日本文学，总是唯美的不食人间烟火。而在《女系家族》中不断出现的账目计算、法律问题，让一般读者可能会有些挠头，也与日本传统文学的趋向相去甚远。小说情节进展较快、人物性格前后变化不大，结局相对圆满，都显示这部小说主要是以故事来吸引人。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通俗文学在日本出现开始，日本文坛就把文学分为“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两部分。在“大众文学”中，除了严格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外，还包括一些比较严肃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女系家族》可以算作其中较优秀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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